陈琦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，“双减”之后重大布局，关乎国家命运

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。意见提出，到2025年，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，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；鼓励上市公司、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，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。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、实训基地，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。

这次的教育改革是一项大工程，政策密集、落实迅速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，接下来我们系统梳理一下：

第一步：在很长时间内，我国教育奉行着“唯分论”，严重制约着孩子的全面发展，并且形成了一股顽固的社会风气，这就给校外培训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机遇，加大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孩子的学习负担，并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第二步：“双减政策”颁布，校外教育遭受打压，各地学校普遍私转公，职业学校扩展校区扩招生源，强化教育部门对教育资源的整合和把控能力，初中毕业分流生源。

第三步：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颁布，为校外教育机构指明了转型方向，鼓励企业、资本参与到职业教育建设中，平衡学科教育与职业教育，越来越多的新专业、新型技术人才产生，产教融合实现历史性突破。

从“普及义务教育”到“扩大学科教育上线率”再到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”，教育目标也从高等教育普及，提高全民大学文凭占比，逐渐向培养产业化、专业化人才过渡。《意见》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，其中更明确了产业、企业、资本、学校的社会定位，将深层次直接影响到各行各业，甚至关系到国家命运。

为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人才需求，教育改革一直在缓慢推进中。之所以缓慢，那是因为人才培养需要匹配产业经济的发展阶段，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智造”再到“中国创造”，每一次产业更替跃迁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。

2010年，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.18亿；2020年，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到2.18亿，这意味着，10年间这一数据增加了1亿人。根据计算可知，中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，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15.5%。有经济分析人士测算，如果减去0-14岁的人口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18.8%左右。

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中国教育在这些年取得的成绩，但也要看到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，两大现象突显倒逼教育改革。

第一，2020年874万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，就业压力空前，很多人自嘲“毕业即失业”；第二，很多技术岗位的人才缺口大，现阶段的高校教育跟不上新兴产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。

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，到2025年，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接近3000万人，服务业的缺口更大，仅家政、养老等领域至少需要4000万人，而去年中职、高职相关专业毕业生只有100万人左右，职业技术人才的缺口很大。

2020年8月，《财富》500强出炉，其中133家中国企业上榜，数量首次超越美国。但从在这份看似漂亮的成绩单中不难发现，中字头央企及地方国企占据80%以上，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互联网公司。但是，庞大不等于强大。

从科技竞争角度来看，中国上榜的企业数量单薄，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追赶的状态。经济学家赫尔曼·西蒙曾统计过，全球有2734家“隐形冠军”企业，德国占了1307家，美国只有366家。人口仅8000万的德国，竟能创造出这么多世界品牌，令人惊叹的同时也发人深省，是什么成就了德国？答案就是——科教兴国。

大学向科研倾斜，工艺学校向科学靠拢。一个“接地气”的科学家群体，和一群受过严格系统科学训练的工程师群体在德国同时出现，并逐渐成为工业生产链条中的中流砥柱。

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中国教育对标德国模式，即减轻学生负担，从高中阶段起就进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，保证技术工人的人数和较高的社会地位，这也是德国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工业强国的重要原因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对于实体经济的大力支持，以及迈向工业强国的信心和努力。

时间倒退到1995年，那时候中国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，坚持教育为本，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，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，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。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21世纪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。时间过去了26年，这一重大时代使命在今天开始有了质的推进，因为政策、产业、资本、技术、市场、人才远强大于昔日！